新闻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黄冲 发布时间： 2008-4-18
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80后”农民工的工资，用于学习培训的比例比上一代高，人际交往花费更大，也更追求外在“酷”与“炫”。
自1984年，中央出台“1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以来，“民工潮”就没有停止过。如今，越来越多的“80后”农民工进城了。统计显示，如今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流动人口大约增加了1倍，已经接近1.5亿。
和父辈不同，大部分“80后”农民工买的是“单程票”——进了城就压根儿没想过回去。他们希望在城里“成家立业”，但是，1亿人要实现这个梦想又谈何容易！
4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国青年报：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生活保障，1亿多“80后”农民工不能总“漂”着吧，他们也得结婚生育啊？
顾宝昌：这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现在这批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从小就是念书，没有干过农活儿，从学校出来就进城了。他们来城市打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更重要的是为了个人前途和发展，包括想把家落到城市。
结婚从来都是一个改变生活的手段。为了落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一些农村女孩嫁给下岗的、贫困的、伤残的，或者年岁很大的北京人。找不到城里人的可能就回去结婚了，之后再想办法出来。说老实话，我们很难真正了解他们的状态。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面临的问题，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中国青年报：这种完全“漂”着的状态，会影响他们的婚姻和生育观念吗？
顾宝昌：影响大了。城市化是一个大学校，农民工在这里接受一个新的人生观，不仅要养孩子，还要把孩子养好。什么叫养好？过去给一个馒头出去玩儿去，就叫养好了。现在，人们的期望值变了，很多人都有意识：我的孩子将来不要像我们，要像城里人一样，当博士、出国。
中国青年报：目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实行城市与农村“双轨制”，城市普遍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则普遍是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生二胎。但是，对于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他们该走哪条“轨”呢？
顾宝昌：现在的计划生育工作是越来越难做了，跟事实上的“双轨制”有关。你是城里人，就只能生一个；你是安徽农村的，就能生一个半。可你到城里来了怎么办？是按照原地的政策，还是迁入地的政策？
目前这种政策是以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现在体制和现实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很难执行下去。所以有人建议，政策应该一体化，一视同仁。
中国青年报：现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民工荒”等问题。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年轻力壮的农民工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应该不用担心了吧？
顾宝昌：很多人都这么讲，城市老龄化不要紧，可以用外来人口来解决。但他们的心理却是，你可以干活儿，但是你不能享受我的福利，包括医疗、住房、考大学等。这是不公平的。
社会阶层讲的是“各得其所”。社会分层理论不仅讲社会是分层的，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另一方面，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应该是畅通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往上走，这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现。社会应该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不能因为是农民工就被排除在外。
我们在加强城市低保，但农村和农民工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为什么千百年来农民可以过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养儿防老”。但是随着生育率下降，家里的孩子变少了，变少的孩子又“流动”走了。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家庭生的孩子比城里多，但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比城里还高。
我们现在关心弱势人群，基本还是恩赐型的。就是逢年过节到你家里慰问一下，给个信封。没有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现在，新一代的农民工慢慢起来了，意识在慢慢地增强。我估计不用5年或者10年，“80后”，甚至“90后”中间肯定会产生他们自己的发言人。
我们一度将“民工潮”称为“盲流”，其实“盲流”不“盲”，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城市化问题。我们现在一些城市，又当政治中心，又当经济中心，又当汽车中心，高科技中心，饮食娱乐中心，什么都不想落下，机会多了，人口能控制得了吗？所有人都挤在大城市，这是社会发展不健康的表现。如果很多中小城市也有发展机会，农民工就会自动流向这些地方。健康的城市化是扩散型的，每个城市都要各得其位。这样，农民工也不会集中涌入某几个城市了，城市的各方面压力也会得到分摊，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高度集中。
中国青年报：“80后”给人们的感觉还是人丁兴旺的。但是您曾经预测，中国的人口增长在今后几十年中将逐渐减速，并最终达到零增长；中国将成为一个比目前世界上人口最为老化的国家还要老化的老年社会。有人说您是在危言耸听。
顾宝昌：我们现在可以预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有1／3在60岁以上，80岁以上的有上亿，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抚养一个老人。对于这样的前景，我们自己都很惊讶。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今天生的人少，20年以后劳动力就少。实际上，人口学的规律性比经济学还要死板。一个城市突然来2000万元投资，明年GDP马上就起来了。可是人口学不行，今年生的孩子，6年以后只能是6岁，不可能加快。
中国青年报：您的意思是，现在亟待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顾宝昌：太晚了就不行了。我们希望现在就考虑生育政策问题。我们的生育水平已经达到这么低的水平，不应该再低了。应该允许大家生育两个孩子。这样再过50年，这个“底部”还能大一点。现在不开始放宽政策，也许就来不及了！我觉得很多学术问题应该可以进行探讨。
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人口不是分母吗？当然越小越好，不生最好。这些都是凭着直觉去认识人口问题。我们现在一定要让大家意识到，中国的人口就和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一样正在发生很多变化。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低生育率的时代，将成为一个比目前世界上人口最为老化的国家还要老化的老年社会，而由于人口的流动，农村将先于城市进入老龄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是以人口不动为前提的，比如户籍等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起来了。如何建立一个适应人口越来越流动的社会体制，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共1页 1
编辑: 姜伟伟
2008年04月12日14:46 来源： 和讯网
2008年博鰲亚洲论坛于4月11日- 13日在海南博鳌如期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和讯网将进行全程追踪和报道。以下为转播实录部分内容：
提问：我来自于洛杉矶。我的问题是，香港的人口密度非常之高，而且香港的空间、地域非常有限以及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考虑到这几个因素，我想问您人口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保香港有健康、绿色的环境？人口的控制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曾荫权：我刚才谈到香港确保绿色环境时采取的措施，我们要总体减排，减少污染以及保证和提高水质，进一步处理固体废弃物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是一国两制，香港没有计划生育，我们鼓励香港的女士多生育，我现在对香港的低生育率感到非常担心，香港是地球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我们的育龄女性的平均生育率是0.92个儿童，所以我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多年来我们一直鼓励香港女士生育更多的孩子，实际上对于香港的竞争力来说，我们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用好我们的人才，包括从大陆吸引更多的人才，所以在香港的教育和体制中我们要做更多的投资。
就环保而言，所有有关当局都非常重视香港的环保，我们也非常重视香港未来的发展，比如说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毫无疑问，我们过去的优秀减排记录会继续下去，同样重要的是香港要继续保持繁荣，并且要充分利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政策是高度自由化和一体化的，而且我们在香港是鼓励生育的、鼓励养孩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做好对香港人的教育和培训，现在我们政府支出的25%，就是100港币有25港币花到了教育当中，这是所有经济体比例最高，我们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样才能保住香港的竞争力，才能吸引人才，并且最大化的发挥他们的才能。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在这里要解决环境等这样的大问题，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我都感到非常谦逊，虽然我们做了巨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人民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要保证人民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要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保持和提升香港的竞争力。非常感谢！
2008年04月05日 10:13:45 来源：中国金融
【字号 大 中 小】 【留言】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
深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情况的影响机制，积极研究如何完善我国就业政策和人口政策，将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虽然我国尚未达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但未雨绸缪，深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情况的影响机制，积极研究如何完善我国就业政策和人口政策，将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人口、就业形势
我国人口众多，一方面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构成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带来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加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而造成就业压力仍相当严峻。
人口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人口老龄化
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综合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六个方面的主要特点。第一，老年人口基数大。2005 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0055万人，占总人口的7.7%。如果进行世界排名的话，我国老龄人口数将名列前茅，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的全国人口数。第二，老龄化速度比较快。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从1950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增长176%，同期我国老年人口增长217%。第三，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80岁及以上人口数高达1609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24%，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人口高龄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第四，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区域性差异。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均高于城镇；二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均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第五，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性别差异。由于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女性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男性。2004年，65岁以上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4.45%，男性为4.11%，男性约为女性的92.2%。第六，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800美元。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都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0000美元以上。
就业形势仍相当严峻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就业形势仍将相当严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每年新增劳动力的总量规模较大，就业压力不小。城镇劳动力每年均供过于求，供求缺口在1300万～1400万人左右。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495万，比2006 年增加82万，同比增长19.9%。同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继续加大，而且转移速度不断加快。新增劳动力已经进入高峰期，大大超过了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吸纳能力，从而使得就业矛盾进一步突出。
第二，体制转轨遗留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根据抽样调查，下岗失业人员中"4050"现象比较严重，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0.3%，初级工及没有技术等级的占49.5%。虽然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和生活问题，但仍存在诸多后续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
第三，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这种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很多劳动者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或者原有职业技能无法胜任新岗位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型的产业、行业和技术性岗位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供不应求，技工短缺性现象尤为突出。从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全国94个城市的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第四季度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比较大，分别为2.36、2.36、2.2，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型人才的紧缺需求。
第四，农民工就业仍存在许多障碍。首先，农民工无法获取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劳动力资格，从而在城市社会中事实上形成两个劳动力市场。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和郑州等大中城市不仅对农民工进行总量控制，还对农民工所能从事的行业和工种予以限制。其次，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较低，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高达83%，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占72%。最后，农民工在工资待遇上遭受歧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即使从事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工作，也难以得到相等的工作报酬。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未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情况的影响分析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改变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通过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调整来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同时养老保障责任的加重也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在数量和结构上发生变化。
首先从数量上看，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通常来说，劳动力供给与劳动适龄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因此劳动力供给与劳动适龄人口总量的关联度较高。在人口规模既定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出生率下降速度低于老龄化速度的话，那么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适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出现减少。
其次从结构上看，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降低了新增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当劳动力新增数量低于退出数量、新增速度慢于退出速度时，劳动力市场上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将越来越少，这必然使得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1999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比重为24%，据预测，这一比重到2040年将上升至37%左右，从而成为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最后从就业方式上看，人口老龄化使得灵活就业更为普遍。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很多老年人往往退而不休。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重返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口也在迅速增加，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形式灵活多样。老年人口较少像退休前一样进行正规就业，而是选择返聘、兼职、顾问和自由职业等方式，根据自身条件提供相应的劳动服务。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劳动力需求是社会对物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派生性需求，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也是间接的，通过社会总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来增加劳动力需求。
首先，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总消费的增加，提高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通常来说，老年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老龄化将提高社会的整体平均消费倾向，从而促进社会总消费的增长。社会总消费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与之相对应，在现有劳动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引进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用人单位的主要选择，从而带来劳动力需求总量的提高。
其次，人口老龄化刺激老年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劳动力需求的新领域。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将会得到极大增加，如老年护理、老年娱乐和老年产品等，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银色产业"已经有了显著发展，并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老年服务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需求量比较大，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行业特征和职位特点的不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影响机制也是较为复杂的。
首先，年长劳动力的技能更新相对较慢，制约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迅猛，知识体系迅速更新，大量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得到更为广泛地应用。而年长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老化速度加快，知识更新速度相对迟缓，难以达到工作岗位的技能素质要求，因此将制约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年长劳动力的经验积累比较丰富，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长期工作实践的积累，与年轻劳动力相比，年长劳动力在实践经验上占有优势，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较强的指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工作岗位对工作经验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年长劳动力对年轻劳动力进行辅导和帮助，以促进年轻劳动力的快速成长，从而有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既改变了劳动力的供求总量，也改变了劳动力的供求结构，从而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首先，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劳动力工资成本的上升。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总量。当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存在较大需求时，劳动力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的紧缺局面。从全社会层面上看，劳动力工资具有一定的刚性，即它随着劳动力的供不应求而提高，但一般不随着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而降低。
其次，人口老龄化提高人口赡养比，增加劳动力的养老保障成本负担。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人口赡养比的提高，在不降低养老保障待遇标准的条件下，工作人口的人均养老保障负担将必然增加。虽然养老保障成本由不同的责任主体所承担，但人口老龄化提高养老保障成本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最终都转化为劳动力成本，这在世界各国均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完善我国与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就业政策、人口政策建议
改革目前老年就业政策，延长高技能老年劳动者的工作年限
我国应改革目前的老年就业政策，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劳动力推迟退休。尤其是对高技能老年劳动者，国家应逐步建立起灵活的退休制度，允许身体健康、企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推迟5～10年退休，以延长其工作年限。改革老年就业政策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共识，实行老年就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措施。老年就业一方面满足老年劳动者继续参与社会工作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能减轻政府和社会的养老保障负担。虽然当前我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压力比较大，老年就业对新增劳动力就业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这种挤出效应要视具体劳动力群体而定。高技能老年劳动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新增劳动力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延长高技能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只会缓解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而不会加剧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
第二，政府应该对与退休相关的养老保障等各项制度进行调整，同时对老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障。延长老年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后，应允许他们在具有养老金领取资格后自由选择领取养老金的起始时间，并根据领取养老金时的实际年龄对养老金待遇标准进行相应调整。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形式相对比较灵活，但并非意味着他们的合法权益可以被忽视，他们应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平等享受劳动工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待遇，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加以规范。
第三，应允许用人单位与高技能老年劳动者之间建立灵活的劳动用工关系。结合高技能老年劳动者的自身特点，不强求他们像年轻劳动力一样与用人单位建立固定的劳动用工关系，这样一方面照顾到老年劳动者的身体条件和时间安排，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用人单位实施更为灵活的人力资源规划。
制定未来就业年限标准，延长退休年龄
人口老龄化使得较低的法定退休年龄与较高的人均寿命构成巨大反差，因此应对现行退休政策进行调整，并对老年退休行为进行严格规范。
第一，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退休年龄规定为60岁到 65岁，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也应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考虑到退休年龄的不可逆性、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和人们的心理接受程度，应将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视为长期性的政策行为，即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具体政策建议为，从 2008年开始每年将退休年龄延长6个月，到2017年上升至65 岁，将65岁规定为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允许老年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继续工作。
第二，严格控制提前退休现象。在看到提前退休的积极效应的同时，却忽视了提前退休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提前退休的劳动者并未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不仅没有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反而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和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的角度考虑，我国应采取果断措施，杜绝提前退休现象的继续发生。
第三，将男女退休年龄调整一致。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男女退休年龄是一样的，而且在男性和女性内部没有干部和工人的区别，体现出人人平等的制度建构理念。
在适当时间建立新的人口政策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通常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新的人口政策，以降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适当放宽人口控制。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国应开始适当放宽人口生育控制。近年来上海等地区开始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调整，放宽了生二胎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等地区并没有因为放宽生育条件而出现出生率的大幅度上升。我国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放宽人口控制，在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仍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在生育率较低的地区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区域之间人口结构的平衡发展。
第二，改善人口性别结构，防止人口出生性别比过高。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为103至107，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2005年高达118.58，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相应政策，将人口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范围。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制定有利于提高女童和妇女地位的经济社会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坚决杜绝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强化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
第三，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角度来说，我国应尽快提高人口素质，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人口政策的重心，从而将人力资源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竞争优势。同时我国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机会，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尤其是要促进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消除文盲，以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基础文化素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宜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