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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富贤
1980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依照宋健的说法（1980年10月3日《光明日报》），“把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是当前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减小人口分母，使得“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0年以来，中国的宣传一直是：中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是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中国人均GDP却排名很后，因此需要降低人口分母。
“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6年3月8日，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新浪网说：“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地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可见，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减少人口分母来增加人均GDP。
希望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前提是分子（GDP总量）是固定的（从天上掉下来？）。但是事实上GDP分子并不固定，天上掉不下来GDP，而是依赖于人口分母。
我们以下面4种人口方案来分析通过减少分母来是否真的能够提高人均GDP：
1、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十一五规划” 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平均每年增加1049万，以每年死亡900万计算，这5年需出生9744万）。
2、2010年人口只增加到13.4亿（平均每年增加649万，这5年出生7744万）。
3、2010年人口增加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平均每年增加1849万，这5年出生1.3744亿）。
4、2010年人口降低到12.6256亿（一个孩子都不生，每年死亡900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达14172元。以13.6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2739亿元。这192739亿元，13.6亿人口来分，人均14172元；13.4亿人口来分，人均14384元；14亿人口来分，人均13767元；12.6256亿人口来分，人均15266元。第2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1.5%，但却少生2000万人口；第3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少2.86%（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2.86%的收入，因为人口刺激消费和生产，这多出的40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却多生41%孩子（4000万人口；他们今后创造的财富是多少？)；第4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7.72%，但却少出生9744万人口(数千万家庭今后将老无所养)。这还只是从五年的角度看，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因为孩子长大之后不断创造GDP分子，并且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可见指望通过降低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是行不通的。
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印度：发展与分享》 2005, PP.112-142）中说：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像印度那样的情形）事实是如何的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关注快速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良好论据与对问题本质有相当误解之间的组合。这些误解之一是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有时认为，抑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均GNP增长速度（或者预防它下降）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实上，对于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政策——与一般情况下一样重要——可能对人均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少变化。
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199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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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人口增长率下年均人均GDP增长率
国家 /年均人口增长率 /年均GDP增长率 / [印度人口增长率/ 中国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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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1.9 / 6.00 / 4.1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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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1.1 / 10.7 / 8.8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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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在上表中得以阐明。如果中国有印度那样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如，以1.9%取代1.1%），它的人均GDP增长——假定总GDP增长速度没有改变——仅仅从9.6%下降为8.8%（如果假定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会提高总GDP的增长速度，这种下降会更小。这种假定比假设总GDP不变更为合理，因为后者意味着增加的人口都是不能从事生产的）。同样，如果印度成功地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1%（像中国一样），它的人均GDP增长率将仅仅从4.1%上升到4.9%。中印之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对比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总收入增长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长率在这种对比中作用非常小。”
可见Amartya Sen等人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分母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靠谁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发展（提高人均GDP）而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GDP是依靠人民的劳动和消费而增加的，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GDP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的发展，恢复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主流家庭愿意生、养得起三个孩子）。
将人口视为资源还是负担，是检验是否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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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01-12来源：南方都市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我要评论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倪红梅）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大量校舍不符合现行抗震标准等原因，日本全国在今后5年内将关闭至少1100多所公立小学和中学，很多学校还将采取合并班级的做法。
据《读卖新闻》11日报道，该报2007年11月和12月对日本全国各地教育委员会进行调查发现，全国1800多个地方教育委员会中有238个已经制定了削减中小学数量的计划，在今后3年到5年之间，将减少848所公立小学和269所公立中学，约占全国公立中小学总数的三十分之一。其中，北海道、广岛县和山形县关闭的学校数量最多。
报道说，关闭和合并公立中小学已成趋势，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此外，目前日本全国近三分之一的校舍不符合现行抗震标准，需关闭重建，还有一些地方因财政原因合并了一些学生数量较少的学校。
民间人口研究者简介2008-05-06 10:562008-4-19
民间人口研究者简介
何亚福
在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主要有两大类：官方人口学家和民间人口研究者。官方人口学家的主流观点是支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即使要调整人口政策，也要在肯定计划生育的基础上进行逐步调整；而民间人口研究者的主流观点是应尽快改变现行人口政策。
官方人口学家以人口研究作为职业，既有研究机构，也有研究经费。在传统媒体上，官方人口学家的观点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民间人口研究者主要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人口问题，他们一无组织，二无经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间人口研究者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观点，即使偶尔能发表，也要把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改、缓和，通过比较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现在民间人口研究者主要是在网络上发表他们的观点。近年来，民间人口研究者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网民的支持。
下面简要介绍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民间人口研究者（按姓氏拼音为序）。由于本人资料所限，难免有遗漏之处，有待以后补充。
阿蚌（网名）：他从基层干部的角度，写了几十篇文章质疑计划生育，通俗易懂，文笔流畅。他的博客是这样自我介绍的：“阿蚌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只喜欢用良心来思考。”
超生游击队长（网名）：转业军人，性格豪爽，文如其人，所写的文章也很直率，通常从家庭琐事谈起，并与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不过他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未免过于天真。
程亚文：主要从事战略与国际政治问题研究工作。近年来，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主张调整人口政策。
防风（网名）：他特别擅长人口数据分析，而且，他的打油诗写得不错，堪称官方人口学家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的克星。
henanyanling（网名）：这个网名可能是“河南鄢陵”的意思。他写了很多文章比较世界各国的人口密度和资源状况，质疑计划生育理论。
何亚福：从2003年开始在网络上发表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文章，至今已有几百篇，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
秋风（笔名）：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近年来，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从学术的角度质疑计划生育政策。
Tqbp（网名）和carldu（网名）：他们在很多论坛上宣传民间人口研究者的观点，转化了很多原来支持“一胎化”的网友。
王岩：他写的人口文章不多，但比较深刻。2007年2月，他在“天天免费论坛”开了一个“人口论坛”，人气一度很旺，但在2007年6月初，“人口论坛”被关闭。
王鑫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理学博士。他反思中国人口与环境危机，系统论证了二元户籍制度与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对环境的消极影响。
杨支柱：在民间人口学界中，杨支柱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他不但在民间人口学界有影响力，而且在中国的法学界和学术界也是知名人士。他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过几本书。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3月，他与另外28名政协委员一起联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这个提案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众多网民的支持。
易富贤：现居美国，是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Scientist。育有一女两儿。他的主要著作是《大国空巢》一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于2007年9月出版，全面系统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舟木（网名）：他写的人口文章不多，但比较深刻、并带有讽刺意味。他的代表作是《为邓亚萍把孩子生在法国叫好》。
中国距劳动力短缺时代还有多远？
时间:2008/05/09 作者:王俊秀 来自:中国青年报
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都是劳动力的贡献。这样的“人口红利”已不可能继续了。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在别国的艳羡中，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走向全球，成为一张世界级的中国名片。然而，近来的一些数据和事实却表明，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始出现隐忧。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布了一份《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警示，中国在劳动力方面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制约了企业制造水平，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早在去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指出，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呼吁决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这些说法是否危言耸听？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制造业密集地区，被视为反映中国农民工总体供需状况的风向标。作为每年节后的必需课题，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对广州、深圳、惠州等地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于今年3月公布最新调查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广东在岗员工总数39.62万人，其中普工、技工、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目前的缺口数分别是1．64万、0．17万和0．08万人。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缺工企业的普工、技工、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年度离职人数与在职人数的比值，依次是32.68％、18.52％和17.20％，普工的流失率达到了技工的两倍。而一般企业年度流失率通常都在10％以内。此外，监测显示，2007年第四季度，珠三角地区的用人需求同比增长71％，而求职人数增速是32％。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
据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第三季度，全省52个市、县（区）劳动力缺口为29万多人。到了2007年，浙江省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第二季度全省劳动力缺口约86万人，劳动力资源仍供不应求，尤其缺乏技能人才，出现了有岗位而无合适人选的尴尬。
实际上，“用工荒”已经从沿海波及到了内地，呈加速蔓延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战略调整，中西部地区开始迎头赶上，随着企业纷纷向中部地区搬迁，原来作为输出地的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的“民工荒”现象也陆续出现。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调查测算，全省企业常年缺工约40万人，全省经济开发区缺工率约为38％。
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显示，2007年我国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
与此同时，作为“民工源头”的中西部地区，也开始通过提高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与东部争夺劳动力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已经演变为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供求逆转苗头已经出现。
这让人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尽管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问题日益突出，但是每年1200万至15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城镇转移，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依然严峻。一直“人满为患”的中国真的在走向人力短缺？
乐观者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毕竟我们还有农村数亿闲散劳动力这个“蓄水池”。“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劳动力还是供大于求。”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游钧这样认为。
虽说是供过于求，但供求对比已不那么悬殊，特定劳动力价格水平下，更不再是供过于求。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在全国2749个行政村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此外，在城里打工的年轻民工也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2004年26岁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453万，比2003年381万的增加量还要高出72万。而25岁以下民工比上年减少20万，与2003年530万的增长量相比，相差550万。2004年,25岁以下民工数量出现首次下跌。
据人口学家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当前和未来2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而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年至2002年，乡村人口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面对这一转折，靠廉价劳动力构成经济起飞的“世界工厂”，需要转换思维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意味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至关重要，而这需要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
长期以来，受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利影响，许多在出口加工业工作的工人，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资和非常差的工作条件。眼下，善待劳动者成为应有之义，不仅要加强各种劳动保障和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各级政府还需在户籍制度、公平就业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减缓日益逼近的劳动力短缺。